□通讯员 王烜烜 吴晨

当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大阅兵的军乐在长安街激昂奏响，钢铁洪流踏着铿锵步伐向前挺进时，在千里之外的南京，一位胸前挂满勋章的老人，正笔直地坐在电视机前，目光如炬。随着受阅部队列阵通过天安门广场，他缓缓举起右手，敬上一个庄严而深情的军礼——这是98岁的抗战老兵董传裕，用一生忠诚写就的致敬。

就在“九三”大阅兵前些天，南京27离休所举行了一场为抗战老战士颁发抗战胜利80周年纪念章的特殊仪式，阳光洒满小院，一群系着鲜艳红领巾的少先队员围坐身旁，安静聆听老人讲述八十年前的烽火岁月。

“爷爷，您衣服上的‘小牌子’真好看！”赤壁路小学三年级学生董潇阳轻轻抚摸老人胸前沉甸甸的勋章。“这不是普通的牌子，是祖国给的荣誉。每一块背后，都有一段不能忘却的故事。”董老说。

从儿童团长到八路军战士

1938年，山东荣成，战火纷飞。年仅11岁的董传裕目睹日寇暴行，在逃难途中遇见了一位衣衫褴褛却慷慨分食的八路军战士。那一刻，报国的种子悄然埋下。

在地下党员毕树馨老师的引导下，他成为抗日儿童团团长。“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我们虽小，也知道要为抗战出力。”老人语气坚定，仿佛将孩子们带回了那个传递鸡毛信、站岗放哨的少年时代。

“什么是鸡毛信呀？”一个小女孩好奇发问。

“就是在信封上贴一根鸡毛，表示十万火急。”董老笑着解释，“因为敌人不会太注意孩子，所以我们常常负责送情报。有一次，我冒着大雨跑了十几公里山路，把一份重要军情送到了游击队手里。”

稚嫩的脸上写满震撼，他们似乎看见了一个瘦弱身影，在风雨中奔跑于山岭之间。

三遭毒打不改初心的少年

回忆中最沉重的一章，是1941年闯关东的经历。

年仅14岁的董传裕赴大连谋生，却三次惨遭日本兵和伪警察的毒打。

“第一次在中药店当学徒，去码头取药被无故殴打；第二次陪母亲去码头，只因说话声音大了些，就被日军用皮靴狠踹；第三次，伪警察来店里找人没找到，就拿我撒气……”老人语调平静，听者却无不揪心。

“爷爷，您不怕吗？”一个女孩轻声问。

他微微一笑：“怎么会不怕？但怕，换不来和平。只有站起来抗争，才能守护我们的家。”

正是这些屈辱与苦难，点燃了他投身革命的决心。

战火中奔跑的通信兵

1945年，董传裕毅然参军，加入八路军胶东军区。由于读过几年书，他被选入电话班，成为一名通信兵。“那时设备简陋，电话线就是普通铁丝，刮风下雨经常断线。我们得冒着枪林弹雨去接线，保障畅通。”他说，寒冬腊月，部队夜行百余里，战士脚底全是水泡，而通信兵跑的路更多。

最危险的任务，是深入敌后监听敌方通讯。“随时可能踩到地雷，也可能遭遇伏击，但为了获取情报，再险也得上。”他曾连续三天三夜未合眼，确保前线指挥系统稳定运行，为战役胜利提供了关键支持。

他还讲起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：当时为解决值班人手紧张问题，创新实行男女混编值班制。女兵窗外系一根细绳连着铃铛，男兵若有紧急情况轻拉即响——既尊重隐私，又保证效率。这看似微小的设计，却是战时智慧的真实体现。

一张画纸里的未来

活动尾声，一名小学生递上一幅自己画的现代武器图：战机、坦克、航母……线条稚嫩，却充满想象与希望。

董老接过画纸，反复摩挲，眼中泛起泪光：“过去我们连枪都不够分，现在有了先进的武器装备，军队越来越强……我们当年拼死奋斗，不就是为了你们能过上安稳日子吗？”

“爷爷，现在不用打仗了，还要记住这些事吗？”孩子仰头追问。

董传裕郑重握住两个孩子的手，掌心滚烫：“当然要记！今天的纪念，不只是展示力量，更是告诉世界——我们没有忘记历史，没有忘记那些牺牲的战友；也是告诉你们，今天的好日子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是无数人用生命换来的。”

他目光深邃：“你们现在好好读书，将来做科学家、医生、老师，或是参军入伍保家卫国，都是在延续‘胜利’，守护‘家国’。勇毅前行就是对英烈最好的缅怀。”（原载《金陵晚报双拥周刊》2025年9月22日）